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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初始革命年的读后感10篇

成长初始革命年的读后感10篇

《成长初始革命年》是一本由王安忆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页数:3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成长初始革命年》读后感(一):小说之外的王安忆

编辑手记:

王安忆作为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作家,对她概括性的介绍显得冗余而无用。就本书策划来说,首要指出的是她在创作中的“多变”。八十年代至今,她在中国文学、文化领域的持续在场,且不断更新自己的创作方向,像“女工”般的创作态度,放眼当代实属少见。八十年代初她以《本次列车终点》《流逝》《雨,沙沙沙》以及“雯雯”系列成名,将女性视角与历史洪流结合到一处,现实主义笔调锋芒初露。自一九八三年旅美回国,风格为之一变,《小鲍庄》和“三恋”系列(《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更执着于虚构与抽象的表达,她似乎有意尝试从主观世界观察客观现实,不再如前,遵照现实主义大纛发现生活。这种尝试的极致是九十年代初的《纪实与虚构》,她自陈这部小说是极少数完全以抽象命题做情节的写作。这之后,她又回归现实,以上海为坐标,写出《我爱比尔》《月色撩人》《米尼》以及《长恨歌》,摇身一变成为张爱玲传人,风头一时无两。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她又将眼锋一转,仍然是现实主义却潜入上海周边底层世界,写出《富萍》《遍地枭雄》《上种红绫下种藕》视角各异,却有着强烈人文关怀和底层视野的作品。

凡此,在现实的容量里抓取虚构的种子,勤恳浇灌开枝散叶。但如何在这个“多变”之外,看出一个因果,一个王安忆一路走来的“不变”的线索呢?我想这就是这本非虚构的“视野”专辑的方向所在——展现一个小说家虚构世界背后的实体经验。

编选思路遵循北岛为活字“视野丛书”所写总序的话:穿越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从九十年代一路走过来,直至今日——也可以反向检查一步步的印迹,追溯青少年和童年,再从路的尽头转身——构成他们“写作”的真正含义。据此,这本书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部分:

见自己:《茹家漊》《成长初始革命年》,从个人经验出发,自己梳理自己的来路,那是成长的源头也 是思想的源头。相比于后天的补足,这里是“王安忆说王安忆”,是最独特的所在,感性大于理性的白。见天地:“第二辑”的四篇(具体见下文)以他者的眼光审视自己,通过陈映真、陈思和以及少年时的同学董小苹,从思想和生活的不同领域出发,在时空的不同焦点上触碰历史,从而引起对自己、对中国、对时代的反思。这一部分着眼他者,其实说的还是自己,但格局已经大得多了,思想的成分开始大于感性。

见众生:“第三辑”和“第四辑”(具体见下文)。众生还是他者,反过来说看到的还是自己。但这时的自己和世界,已经是千帆过尽后的总清算。比起前两部分的迷茫与虚无,这部分充满观点和认识,理性成了完全的上风。第三辑以“讲话”的形式出现,包括演讲和对谈,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在文本以外的声音,可能最具思想的外形。

综上,这本书旨在纪录大时代中走来的个体经验和思想,从感性出发衍生出理性的份量。按照辑一到辑四的顺序,大致上有个从小到大,以小见大的过程,同时四部分有一个特点,都是以“他者”作为交汇点的,在现实和材料中汲取素材,经过观看和思考成为自己的文章和思想。“自己”呢,是淡入的,既不是背景也非前景,正是介于前后之间,这样方能真正成为的焦点。“观看”“他者”以思考自己和世界,应该是作为小说家的王安忆与这套书其他几位作者最不一样的地方。

《成长初始革命年》读后感(二):《成长初始革命年》和《我的同学董小苹》

1

读完第一辑和第二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成长初始革命年》,一篇是《我的同学董小苹》。

只谈主观感受的话,总体印象是,作者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军师一样,独坐帐中,就能用笔指挥千军万马。有一种看尽人世悲欢离合的感觉,终索得了遗世独立的美好。

不能再表达得更文艺了,因为文字的内里是触摸到了现实的内核的。

2

我可能是一个善变的读者。有时候,很喜欢这种自我表情较为模糊的兀自感受,毕竟作家可能更希望我们关注作品的层面,而不是作家本人。但是,有时候我又有点八卦,想要窥视作家隐藏的真实心境。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可能更希望看到《成长初始革命年》和《我的同学董小苹》中,会有更多关于王安忆老师家庭以及她本人对自身处境的感受和看法。

可能我表述得不够确切,我想说的是,作者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洞若观火,时刻保持着理性和克制。她能清晰地看到这些成长于革命年代中的人怎样被时代所玩弄和同化,能看到人们内心的善恶,能看到蕴藏着日常生活里的悲剧性,并抱持着一种同情和感同身受的态度,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不过,一旦这些问题触及到作者的家庭和自身的时候,总也有一层窗户纸蒙着,给我们一种雾里看花的感受:想看真切,但始终看不真切。

不过呢,这并不是文章的缺点,而是出于一个读者的私心,想要更多地了解王安忆老师的私心。

3

《成长初始革命年》把自己这一类家庭作为春秋笔法来反映时代的语境和真实的生活。

这个时代的整体语境是什么呢?就是革命。

这种革命是年轻人的最喜欢的,因为可以不顾一切去释放自己的激情。它呢,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革命友谊是很纯粹的,也就是说内部是团结的。二是,革命的矛头相当尖锐,它会排斥和革命相佐的人,排除异己,它要抹平差异。

所以,革命往往是相当激烈的,“年轻人的热情相当可怕,本来是盲目的,一旦获取名义,便失去制约”。它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气吞山河。而这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

但这只是语境,只是背景和幕布,不是主角。这也是王安忆老师和很多作者区别开来的地方。她诉诸的不是伤痕,不是揭露疤痕,而是人性中最细微的幽光,温暖和感动。不是现代化式的分着等级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教化和启蒙,而是蕴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庸俗却也新鲜的生活,即使琐碎也琐碎得漂亮的生活。

印象很深刻的是作者家中的一个老保姆,拒绝启蒙,拒绝新民主主义的平等自由,拒绝革命的规矩,拒绝称呼同志,而是坚持先生和师母的称呼。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守旧的保姆,在强大的革命语境之下,敢于保护被抄家的雇主的小女儿。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小市民”的道德、世故和人情之常。这才是鲜活的感受和感动。

4

如果说《成长初始革命年》主要着眼点是“我”感受到的革命年代的点滴往事,那么《我的同学董小苹》讲述的就是浸淫于时间的洪流中的人,如何摆脱革命的负面影响,找回自信和力量的故事。

没错,这个人就是“我”的同学董小苹,一个众人眼中的“幸运”女孩,一个因为太过优秀而横遭嫉妒的对象。作者说,“她的美丽、聪敏、妩媚、可爱,以及优越的生活,使许多人的心里感到不安与不平。想到这里,‘我’就发现,这革命中许许多多残忍的事情,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然后,革命开始,一切就发生了。

再次和董小苹见面,已是几年以后了,我们之间也就更多地停留在回忆里了,因为幼时的亲密关系只停留在回忆里,现实已然变成了拘束和平平淡淡。

但是,尽管董小苹遭受了许许多多残忍的事情,她还是那样勤勤恳恳地做事,过着切实无华的生活,保持着心中的理想。

这就是真实的人生,让“我”也得以沉入其中找回力量的人生。

5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70年代是个家国情怀的年代,可在我,总是被自己的个别的人和事缠绕,单是对付这么点儿零碎就够我受的了。”

我觉得,这就是作者在革命年代直接的体悟:感受自己能感受的,不盲从,并保持理性和同理心。

2019年6月9日 卡蓝

《成长初始革命年》读后感(三):在变革中成长

王安忆的文字总有种生活的烟火气却又有理性的思考在其中。读起来温柔却有力量。 按照王安忆对《成长初始革命年》的划分,辑一到辑三可以作为本书附录,而第四辑应该是专辑的主体。如果说前三辑是个人成长史的总结,那么第四辑呈现的是个人的思想史,而这里带着个人成长的烙印与对思想的构筑历程。全书最后以《人生烦恼识字始》作为结尾,应该是对未来的预期,“同在知识长河,流向人类文明海洋”。 辑一 《茹家溇》是寻根,去寻找消失到历史尘埃中的祖辈。中国人都是宗族聚集,父一辈子一辈这样走过来的,甚至通过姓氏、族谱能追溯到更久远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出了卓越之才,光宗耀祖之人,会用立碑或建筑等方式更加牢固地传承。似乎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祖先的基因,有自己的独特性存在于其中。但是如果离开故土去异乡并很快消失的人,就只能靠类似考古的方式去探寻究竟,却又找不到答案。很多事很多景象对于新一代人来说已经变得很魔幻,历史退去的太快了。《我的同学董小苹》P81—P93 所谓好好的活着就是活出自己独特的样子,活出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在自我塑造的过程当中他者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在无限之中需要坐标,他者就像一面镜子一个坐标,让人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找到方向感,觉醒并有所完善。董小苹,一个美丽善良聪慧的女孩儿,即使文革之前,也因美丽与财富被人嫉妒与仇视,尊严被肆意踩踏。但是她“不仅坚定了她的自尊与自爱,还保存了一个理想,并使之实现”。在痛苦中蜕去一切虚假与粉饰,直面真实的人性与人生,确立自我认知,在不断变化的际遇里,依然从容淡定,并非人人可及。王安忆一路顺风顺水,功成名就,却因虚荣迷失了部分自我。小苹的存在让她找到了一种切实无华的人生。小苹凭一己之力与韧性,让每一日都是勤勉而有意义的。“她的生活使我能够注意到,在我的生活当里,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一些是有意义的,而哪一些是虚假的,哪一些又是无聊的”。能从他者那里找回真实的自己,身心合一,说明他者生命力的顽强与通透,有所坚持有所不为,有这样的他者何其幸运与幸福。

《重建象牙塔》 曾几何时象牙塔是人人争相逃离的地方,应该就是王安忆说的那两极,玄的太玄,让人无法企及也无法去构建凡人的思想;而“实的又太实在,讲的是投笔从戎,知识分子下海”,是很多知识份子趋之若鹜之流向,到现在这些问题依然还存在。至于个人也是如此,我们似乎也在逃避自我思想的构建,更愿意沉溺,更愿意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思考太辛苦,而思想又有何用呢?可是如果不重建象牙塔,这个世界包括这其中的我们如何找到存在感?虽然我们都很渺小,但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亮点,如果无数个小亮点都不曾点亮过,那么文明史会不会是越来越黑暗一片呢?思想还有流动性吗?还会有思想史这个说法吗?还会有更多活生生的生命吗?还好还有陈思和们,意愿劳作,给我们以标高和攀援,让我们能从塔基开始往塔顶攀援。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乐趣无穷,“我们都是受益者,辛苦的是他们,思想工作者们”。生命是一座孤岛,但思想可以点亮并连接这些孤岛。

《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教育的意义》 69、70和71届这三届是老初中,他们其实只有小学五年的教育,正是人生观和知识结构搭建的时期,可是他们却缺失了所有的机会。就像陈思和说的有着求知的渴望却被践踏,一切崇高的东西都变得荒谬和可笑,没有知识没有理想没有真善美。生命里除了每日劳作,就是无聊,因为没有梦想,不知人生价值为何。认识的人当中有去兵团的人,说起来在离开家的时候还有一点小兴奋,因为可以过集体生活,可以去没去过的地方,可以不用读书考试,可以离开父母的管束。然而一去不返的是确立自己理想和信仰的机会。看不到前途,不知何时才能离开农村,以为一辈子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切都变得愚钝与麻木。这一代人回归正常生活后,很多只能是做一些极普通的工作,随时受到经济变革的冲击。因为缺少中学的教育,高考对他们来说很艰难,像董小苹那样能一直坚持并考上大学实属不易。也可能正因为如此,就造成了他们对自己这段经历的没办法深刻反思,一可能是没有评判的标准,因为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样子;二可能是因为他们被困顿的生活烦扰得疲于应付无暇顾忌反思。不仅是这代人可惜,这代人相关的几代人都会受到影响,家庭教育是个人成长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再说到大学教育,虽然王安忆也提到了阅读,提到了去思考生命本身的价值,但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就像徐贲说的那样,都是通识教育,缺少的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通过阅读经典与写作,来推动对自我存在及所处世界的理性思考与分析判读。“我希望你们有足够的自信与主流体系保持理性的距离,在相对的孤立中完善自己”。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自己成为乌合之众,在类似文化革命事件中,处于跟随状态甚至推波助澜的作用。

《成长初始革命年》读后感(四):当谈起小学同学时,我却要和你聊聊王安忆

此文首发于“豆瓣读书”公众号

读完标题的前半,你一定觉得这将是一篇飘着淡淡忧伤风味的“那些年”款怀旧抒情散文,抑或一次对雷蒙德·卡佛或者村上春树“当…时,我在…”的小资式跟风模仿。然而,紧接着的后半就让你失望了,当我向你谈起小学同学,我要和你聊的却是小说家王安忆。别误会,王安忆当然不可能是我的小学同学。虽然文章是从一个叫董小苹的小学同学说起的。

董小苹是王安忆的小学同学。她在王安忆笔下,曾有过堪称惊艳地出场“记得那一日她穿了一件白茸茸的大衣,戴一顶白茸茸的尖顶帽子,脸蛋是粉红色的,一双极大极黑的眼睛,睫毛又长又密,且向上翻卷着”。董小苹的美丽,让王安忆的妈妈非常兴奋,“始终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而使得“站在一边的我,满心委屈,妒忌得要命,眼泪都快下来了”。毋庸置疑,刚刚进入小学的王安忆,和董小苹十分要好,哪有女孩子不喜欢美好的事物呢?

然而事情从“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一个资本家”开始发生了变化。

一个人见人爱,功课门门优秀,家长嘴里“别人家的孩子”的女孩,却渐渐变得消沉,很少交到朋友,王安忆也在不知不觉中从董小苹生活的参与者,变成旁观者,以致陌路人。她们童年的后半,在一种彼此“悄悄地退场”中过去了。

熟悉王安忆的读者,对两个数字不会陌生,即6和9。王安忆出生在一九五四年,她上初中的时候是一九六九年。与当下常常被翻出来怀旧的“老三届”,即66、68、67届上山下乡的知青刚好擦肩而过,用王自己的话说,“我们不如老三届”,“因为他们在‘文革’以前受到的教育已经足以帮助他们树立自己的理想”。她甚至认真分析了6和9这两个数字的组合,认为这种上下颠倒的方式恰似69届初中生的成长状态——颠三倒四。同为69届初中生的陈思和说得更为犀利

“在刚刚渴望求知的时候,文化知识被践踏了,在刚刚踏上社会需要理想的时代,一切崇高的东西都变得荒谬可笑了。人性的开端正处于人性丑恶展览的时期,要知识没知识,要理想没理想,要真善美,给你的恰恰是假恶丑”。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王安忆再次重逢了董小苹。

她们当时一个在安徽插队,一个在江西林场,通过中学好朋友搭桥,取得了互相通信。等到再次见面,是在两年后的夏天,地点是上海,“她穿着旧衣旧裙,扎了两个短辫,形容依然十分姣美,眼睛又黑又大,睫毛又密又长,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失去了小时的活泼与生动,老老实实的”。这之后两人开始了很长但平淡的来往,直到八十年代,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巨变,经济的浪潮使革命的堤坝溃决,人人都开始谋求自我的发展。此时的王安忆在儿童时代社工作,发表了一些小说,行将走红。而董小苹呢,仍然很不走运地挣扎着努力着,病退回到上海,以在绣花线的生产组做仓库保管员为生,利用业余时间补习,考进大学。

“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当年董小苹在班上被人说成“狗崽子”的时候,她奋力反抗的话,虽然语境全改,但信念却愈发坚决。这样,后来的董小苹,似乎可以看作69届初中生的一个“后记”,一个颠三倒四之后的“拨乱反正”。

而王安忆呢,她似乎在这个“后记”里是个异类。一九八三年她跟着母亲茹志鹃去了美国,第一次吃了汉堡包,Pizza,肯德基鸡腿,“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任何一个地方,都堆放着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种款式和印花的纸巾”。也就是在那一年的美国,她认识了陈映真,假如她没有遇到他,“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如果说陈映真是来自对岸的参照,让她对“大问题”警觉。而几乎在那同时,王安忆与董小苹往来逐渐频繁,她开始喜欢去董小苹简陋而凌乱的家,“说些平常却实际的话”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天气,不合时宜的在她家做客。积水顷刻间在她家门前淹起湖洼,隔壁公共食堂进水了,老鼠们游水过来,栖身在她家台阶上避雨。她安详地去幼儿园接回儿子,再去买菜买面粉,自行车像兵舰一般在大水中航行。然后她从容不迫地剁肉做馅,大家动手一起包一顿饺子。”

这些都与“大问题”相对,都是琐碎。丹尼尔·贝尔说,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这些琐碎的世俗意识也最终成就了王安忆。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们最终被同一种力量驯化,这股力量就叫日常生活”。

当我向你谈起小学同学的时候,我想和你聊聊王安忆。

引用皆来自《成长初始革命年》一书,具体篇目如下:

《我的同学董小苹》

《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

《英特纳雄耐尔》

《成长初始革命年》

《成长初始革命年》读后感(五):经验与记叙——从整本书回到《茹家溇》

整本集子确实比较散,大致的脉络就像王安忆在序言里交代的那样,由旺盛的情绪与经验(第一辑),过渡到更理性化的表达(第二辑),再藉由演讲的形式游走到文本之外、披上思想的外形(第三辑),最后则重回文本,用暧昧的方式呈现思想史(第四辑)。

我天真的看法是,全书的脉络是一个被理性攫取的过程,而在这一切的开头,依然有无法阻挡的经验之流,那对我太有诱惑力。就我个人而言,对前两辑的偏爱甚于后两辑。就这样,我似乎是一个反着来的读者,历见全书的思想流转而不顾,却凭借一股逆流的渴望,拥抱那个过度的、散落的、淳然的、野蛮的文本状态。我近来愈发偏爱那种溢出的、游走的文本感觉,而不愿盯着清晰的思维骨骼沉思。

或许只是我太年轻。开篇的《茹家溇》,或许是因其最无法内敛的经验之流,或许是浙江水乡引起了我复杂的怀想,我更是偏爱有加。于是,针对这篇写了较详细的读后感,细致程度在这个所谓总览之上。看上去只针对开篇,但也暗含着阅读完全书后的感受。

期待各位对我的思考的批评。

经验与记叙

这是一场寻根,也像一场侦探活动,还有一种含混的结局。寻根是外显的线索,探查的对象是记忆,含混逼出了思考。逐渐清晰但依旧无法贯穿的身世叙说在内隐处诘难着这场寻根,两者拉扯间的张力呈现了一场对记忆的盘问。

文本开篇,作者就暴露了一个当下叙事者“我”,由此展开了“我”要寻根的由头,以及整个寻根的过程。当下的“我”看上去最为可靠,构建了记叙的第一个层次;其次皆为这个“我”的回忆与补充,寻根的具体过程与见闻在此展开,这是第二个层次;而叙说的第三个层次比较复杂,既有“我”在寻根中再被勾起的、或近或远的想象与记忆,也有他人的许多记忆片段。如此,才完成作者对“我”的寻根记忆的重建。当然,这三个层次绝非泾渭分明,资料式的补充片段游走在任意一个层次上,但总体而言还是分得清层次的。顶开头的这一句提示,尤其将这个层次感表达出来。

为何要强调层次?一旦层次清晰,就能更清晰地判断“谁在记叙什么”,并试图依此切入文本的“潜意识”。当下的“我”是王安忆,回忆里的“我”也是王安忆,却都不完全是完整的作者王安忆。

先说外显的寻根。寻根要重建的记忆到底是什么?貌似重点是补全太外公的发迹缘由,但又理所当然地不满足于此,而是指向一个并非以百十年度量、而是以千百年度量的悠悠历史长河。

如果仅看前者,似乎确凿地重构了,各种记忆相互印证作用,“少年闯杭州的故事讲完了”。但在其中的“状元问题”依旧是个零落的片段,没法梳理进主线,当下叙事者“我”也不忘突出这一点,在讲完故事的提示后又补了点线索,可见心事未了。而前文交代的一处线索——“我”提到热心的绍兴人帮助指出了四处相关地点——到最终只记叙了前两处的经历,剩余的化作未完成,至少是未叙说。或许从常理来说,大概率是无关,只是当下叙事者“我”不再交代;但在拼图拼完整后还多出一块的特殊情况下,似乎没有一句补充,总让人觉得就是遗漏了什么——当下叙事者“我”为何忘记交代这点线索?心事未了与空白记叙间的文本断裂,似乎提供了一个轮廓明确的入口,通向内隐处的那份自行诘难。

至于后者,更是愈发模糊,当下叙事者“我”无法通过自己的实在经验(也就是第二层记叙)感知更前溯的身世,对模糊的集体记忆与史料记载更多了份忧心,只好不断运用想象以及强调单一说法的不确定,挑一种展开补全,以获得更长尺度上“根”的重构。而这种寻找,不是在以常人熟悉的面对历史的方式来面对历史,反倒是以以常人熟悉的面对未来的方式来面对历史——由当下,放射出诸多可能,而这么多可能中被强调的那一种冥冥的印象——叫做历史。记下的如孤岛,点缀在遗忘之海。尽管文末处,当下叙事者“我”有意识地强调大体的方向感及其价值,但经验性的吉光片羽散落在“我”的寻根中,没有被理性的指引完全驯服,文本本身哗哗地淌向开放与含混。

在探讨内隐的脉络时,需要再回头强调这篇文本第一个层次存在的意义。这里的叙事者“我”,确证了一个在寻根之后的、带着理性思考的、不断调动记忆并在记叙着的“我”的存在。这种有意无意的突显,使这个“我”的叙事行为本身也能被审视与解释,而作者王安忆则能与这个“我”保持距离,这种解释仍然针对文本而非作者。

由是,文本中两个“我”的对立出现了:当下的“我”更理性,站在文本的终点,组织语言材料构建了文本的第二层、第三层;而回忆里的“我”更感性,在身体上感受着寻根,处在一种阴霾且病菌乱飞的环境里,更深切感受着无望与疲劳。二者合一可能仍不等于写作者王安忆,二者之隔是诘难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

具体说来,相较当下叙事者“我”,被记叙的“我”好像也不那么想去判断,更喜欢敏锐地捕捉线索,从他人讲述的字里行间任想象随意地奔腾而去,而没那么在意这个形象的严谨性——比如“我”根据确凿的信息认定阿丑公公对“我”外婆的记忆有误,但依旧愿意相信、或者说只好凭借阿丑公公其他的记忆,来重构“我”太外公的形象。说的彻底点,尽管太外公的身世能被重构,依靠的是第二层记叙中“我”寻根的实在经验,但最终仰赖的主要还是第三层记叙,也就是他人的记忆与自身的想象。而这一切的意义赋予,又回到了第一层记叙中当下的叙事者“我”——也正是这个“我”在试图重构,并在理性上感到遗憾,但依旧试图给予某种合理的构建。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感性的那份存在自然流淌着理性不及之处,给予某种无声的解构。

寻根要重建的记忆到底是什么?寻根的初衷想要确证某些方向的存在,强调某种长期以往的、作用于最最底层的驱动力的存在,但真的存在某种确定的根吗?一个点的两端都是无数条线,想要确认“根”也是为了某条对应的“枝叶”。这份内隐的诘难来自记叙这个行为本身,经验可流淌,记叙则想着如何塑形、如何供人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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